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70年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共同进行的正义的伟大事业。而聚焦到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获得了世界人民的良多帮助，更慷慨无私地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世界对中国的帮助
一、苏联对中国的帮助
在诸多国家中，苏联是最早援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后几年，中苏签订了3笔共2.5亿美元的援华贷款。另外，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中国从苏联得到985架飞机，1300多门大炮，14000多挺机关枪和2050辆卡车及其他物资装备。苏联还向中国派出了6个飞行中队的志愿航空队，协助国民党政府建设空军和参加对日空战。这一时期，苏方在华军事顾问和专家达3665人。
为加强中国的空军实力，除出售战机外，苏联还以志愿队的名义向中国派遣飞行员参与对日作战，有200多人长眠中华大地；苏联技术人员在几年内为中国培养了1万多名航空专业人才。1945年，100多万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与中国人民并肩击溃日本关东军，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
经历过那段峥嵘岁月的老战士们已步入耄耋之年，但只要一谈起中国，他们仿佛都找回了当年的激情。全俄老战士委员会中国分委会副主席舒德洛少将作为亲历者，深情回忆起当年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情景，他至今还记得许多中国人将房屋和仅有的口粮提供给苏联红军的场景。正是在这样的相互扶持中，苏联和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老战士契塔耶夫1945年曾在东北参加过围剿日本关东军的作战，随后他在中国旅顺等地一直工作到1950年。回国后，契塔耶夫和战友们曾多次到中国故地重游，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赞不绝口，并访问过在华苏军烈士陵园，对中国政府修缮和维护陵园表示感谢。
苏联元帅崔可夫曾在抗战初期作为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出使中国，在收集日本情报，协助中国进行抗战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孙子尼古拉·崔可夫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对爷爷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事迹耳濡目染。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勤劳友好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他表示，现在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二战中侵略中国的历史，抹杀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不仅得不到中国人民的谅解，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此都无法接受，俄中两国人民应该共同携手，捍卫来之不易的二战胜利果实及战后国际秩序，坚决维护世界和平。
美国援华政策开始于欧洲战争爆发后。1938年底到1940年11月，美国援华贷款总计达1.7亿美元。1941年1月，罗斯福宣布：“决心全力支持坚决抵御的各国人民，从而使本半球避免战争。”4月，美国援助了中国45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接着又对华贷款5000万美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援华贷款5亿美元，并与国民政府签订了8.7亿美元的中美租借协定。其中，飞虎队的名声在中国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据史料记载，1941年4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特许美国航空志愿队来华助战，这支部队由陈纳德将军负责指挥。中国人民亲切地把这支部队称为“飞虎队”。1942年至1943年7月，美国飞虎队500余人陆续进驻柳州，战机保持在50余架左右。
飞虎队分为三个中队：第一中队称为“阿当与夏娃”（Adam&Eves）；第二中队称为“熊猫”（PandaBears）；第三中队称为“地狱天使”（HellsAngel）。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参战时，飞虎队有82名飞行员及79架飞机，但并非全部在作战状态。当中一、二两个中队驻扎在云南昆明，第三中队在缅甸仰光附近，担任保护直接通往中国的最后一个海运和公路运输线的安全。
李梦秋老人今年已88岁高龄，二战时期在广西柳州机场给美国“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当地勤人员。据他回忆，“那时候，由于作战任务紧，人手不够，我和同事常被调往柳州机场做基地勤务工作：对飞机进行维修、加油，给战机挂炸弹、补充子弹等，与美国‘飞虎队’接触机会较多。”1943年，16岁的李梦秋从广西航校被调往柳州机场工作。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也曾是他服务的对象之一。“飞虎队”的飞机头被画成鲨鱼嘴的形状，尖牙利齿，血盆大口，与敌机在空中相遇时，往往能对敌人起到威慑作用。“‘飞虎队’队员骁勇异常，每打下一架飞机，他们就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一颗星星。”
让李梦秋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天“飞虎队”袭击日舰得胜归来，飞机返航在柳州机场着陆，其中一架战机被日机击伤后落在后面，当飞机飞临柳州机场上空时，飞行员本可以跳伞逃生，但这名飞行员为保存飞机强行着陆。失去平衡的飞机在着陆瞬间起火，飞行员被卡在变形的机舱里出不来，尽管地面的救援人员赶来灭火，拼死相助，无奈由于火势太猛，还是没法将他救出。
飞虎队队员每次出击，都是中美两国将士共同编队，空战中，相互支持、相互掩护。中美混合团（CACW）向北攻击到郑州，向南出击到香港、台湾，向东袭击到上海，向西轰炸越南河内、海防。可以说，在中美两国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次荣辱与共，并肩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德国与日本在二战期间同为法西斯国家，但由于战前中德一直保持良好的外交往来，所以客观上讲，德国在抗日战争中是给予了中国一定帮助的。
早在1928年，从1930年5月至1934年5月，受邀于蒋介石政府的德国顾问团团长参与了中国军队两次对日作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即1932年初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初热河的长城抗战。其后，德国在华顾问团还集中精力协助加强中国的国防能力，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这条被称为“东方兴登堡防线”的工事是中国抗日国防的一项重要工程。截止到1936年，德在华投资达1.364亿美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德国两次向中国提供价值上千万马克的作战物资，借给中国的款额高达10亿马克。
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们是忠于职守的，但德国顾问团经10年努力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就丧失了。1937年7月5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天，法肯豪森以总顾问的名义向中方发出一份建议，要求立即将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华北各国防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蒋介石委派赴华北前线同中方指挥官会商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又不顾德国政府禁令赶赴上海参与指挥围歼当地日本驻军的战役。8月13日，国民政府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担任主攻任务的第87、88师正是德国顾问一手调教的精锐部队。“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3个月之久，经德式训练的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击下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11月初，当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防御战遭到惨败。在中国军队溃退的过程中，耗资100余万元修建的“东方兴登堡防线”未发挥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抛弃了。南京失守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此后他们实际上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
但随着战争的扩大，中德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德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冲突。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
此外，英国、法国、加拿大、丹麦、菲律宾等国抗战期间也对中国有不同数目的借款援助，其国内民众当时也积极成立反日援华团体，向中国的抗日前线捐钱捐物。
中国对世界的相助
一、中国革命者对西班牙的支持
（一）中国共产党与西班牙人民的相互支持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中国报刊大量报道了西班牙局势和西班牙人民英勇斗争的情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内外联系虽曾十分困难,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油印机关报(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后改名为《新中华报》)从1936年11月9日起,便不断地报道西班牙消息。1937年4—5月间,西班牙人民和人民军曾致信中国苏区和红军,热切希望得到红军精神上的援助,并希望能相互通讯。
1937年5月13日和15日,朱德、毛泽东同志分别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写信给西班牙人民,向“为了西班牙的民主制度而斗争的英勇男女们,表示深切的同志的敬意”。他们坚定地表示:“我们与你们的阵线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你们在西方与德意法西斯战斗着,我们在远东与日本法西斯军阀搏战着！你们与我们的胜利,将是国际法西斯蒂的死亡！”1938年7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西班牙共产党、人民阵线政府及人民,表示战胜共同敌人的坚强决心。同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又致电西班牙共产党,表示热烈的革命的敬礼。这些函电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真诚感情。
（二）国际纵队中的中国勇士
在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和国内武装叛乱的斗争中，有五十四个有五十四个国家的志愿人员奔赴西班牙,组成著名的国际纵队(又称国际义勇军),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一批史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不仅有中国同胞参加了国际纵队,而月一他们的英勇善战曾得到西班牙和各国人民的高度评价。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国人民肩负着极为艰苦的抗战任务。但中国人民仍然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对西班牙提供了实际的援助。根据有关报道,侨居欧美的中国华侨数十人,曾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代表中国人民参加了国际纵队,并曾组成一个中国战团。他们与西班牙共和国人民军同仇敌汽,苦战两年,伤亡过半,还有一人被叛军俘去,死活不明。这些中国战士现查得名姓者有:林济时、毕道文、杨春荣、张丰宁、张树生、刘景田、张瑞书、张长官。
这些中国.浅士把西班牙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虽然经常遇到生命危险,却毫不畏惧,只要想到能为西班牙人民反侵略斗争尽力便感到兴奋、愉快,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屡建战功,深受西班牙人民和其他各国战士的尊敬和喜爱。报上还登出了中国战士的照片。国际纵队第十四旅的机关报《共和战士》1937年2月27日第6期上曾登载一篇文章,表彰张瑞书、刘景田的功绩。
西班牙国际纵队中国战士的英勇事迹,在反法西斯斗争和中酉两国人民友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正如1936年12月1日《救国时报》登载的一首诗所说:
“远东中国—西班牙,
相隔万里各天涯。
但是争斗之中见心事,
欣幸彼此原来是一家。”
二、豫湘桂战役支持苏联“西进”、美国海战、印缅反攻
豫湘桂作战是中日军队在整个抗战时期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略作战。日本为进行此次作战,仅陆军就投入了51万人,这在日本陆军的战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日本认为,自芦沟桥事变爆发以来所进行过的华北作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大规模的野战,都不能和“一号作战”相比,日俄战争的沈阳会战,与之相比,也是望尘莫及的。日军参谋长更把这次作战称为“旷古之大作战”,“世纪之远征”。可以说,为了进行“一号作战”旧本几乎把其所有陆军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了中国战场来,这种孤注一掷的作法,当然不会对中国有利,但由于日军在其它地区的防务空虚,从而使盟国军队的战斗变得非常有利。
所以,豫湘桂作战对中国来说,毋庸置疑是一次惨重的失败,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来说,它又确实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是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支持苏联“西进”
豫湘桂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的对德作战我们知道,日本一直把苏联视为“绝对敌人”和“第一个敌人”,它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为了对付苏联,日本在伪满境内的关东军兵力一般都保持在7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