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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尚永亮谈柳宗元:乐只是暂时的,忧却是永恒的

发布日期:2024/2/28 12:22:18 浏览:19

来源时间为:2023-10-09

尚永亮: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历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柳宗元研究会会长等。代表作有《唐朝艺术讲演录》《诗映大唐春》等专著。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每次读柳宗元的这首《冉溪》,尚永亮心中就会生出一种悲壮复悲凉的感觉。

柳氏与薛氏、裴氏一度被并称为河东三大姓。出身世族的柳宗元学养丰富,自视颇高,一心想要为唐王朝的中兴轰轰烈烈地干上一番事业,改革“安史之乱”后的各种弊政。于是,他将身许国,全力以赴。永贞元年(805),柳宗元毅然加入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一开始,他们的革新主张得到了唐顺宗的大力支持。不料在一百多天后,情况发生逆转。随着唐顺宗被迫退位,唐宪宗即位,这场被后世称为“永贞革新”的政治改革以失败告终。

随后,柳宗元被贬永州,继而被贬柳州,至47岁时逝世于柳州贬所。“永贞革新”的失败是他被抛弃、被拘囚般贬谪命运的开始。尚永亮认为:“《冉溪》是柳宗元心态乃至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解读柳宗元,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人生悲剧,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悲剧性的心路历程。”

文学是柳宗元追求自由与美的工具

《十几岁》:对于柳宗元来说,长安、永州、柳州分别意味着什么?

尚永亮:长安是柳宗元33岁前最主要的成长、活动场所。其间,青年柳宗元才华横溢,心高气傲,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在政治层面,他积极参政议政,成为王叔文革新集团中的主要骨干,生命价值获得了充分的展示。

被贬谪永州后,柳宗元的心态是非常悲凉的,但在逆境中他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这一点,在那首著名的《江雪》诗中得到了形象的展现。大家都说《江雪》是一首藏头诗,写的是柳宗元的“千万孤独”,其实远不止于此。在这“千万孤独”中,柳宗元还特别强调“独钓寒江雪”——风雪潇潇的江面上,一个孤独的老人披着蓑衣坚持独钓,这中间有一种内在的坚守,一种孤傲的情怀。永州十年,既是柳宗元遭受政治打击、心理感受最沉重、最痛苦的时期,也是他发愤著述、借文字张扬其历史观、天人观、政治观和自我情怀的关键时期,他的理论著述、诗文多完成于这一时段。

从元和十年到元和十四年,柳宗元远迁柳州。柳州地理位置更加偏远,这无疑强化了他的人生失落感,但因位居刺史,官职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某种程度上也使他获得一些慰藉。刺史是州郡最高的行政长官,较之永州时他所任的闲职司马“员外”,柳宗元有了施展才能的一方天地。

在柳州的几年中,柳宗元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为官利民的政务活动上,诸如释放奴婢、兴办学堂、开荒植树、开凿水井、推广医学,都是为百姓做的实事和好事,因此他获得了当地百姓的衷心爱戴。在他病逝之后,柳州百姓为他在罗池西畔修建柳侯祠,予以隆重纪念。到了宋代,“祭柳”更成了柳州当地的民俗。能被百姓这样爱戴,也从侧面证实柳宗元为官一方,政绩卓著。

《十几岁》:您曾评价柳宗元是一个具有“政治家才干、哲学家眼光、文学家性情”的人,如何看待这三重身份在柳宗元身上的交织?

尚永亮:如果说政治是柳宗元的追求目标,哲学是他的思想基础,那么文学便是他的生命表征,是他超越桎梏,继而追求自由与美的工具。从根本上说,柳宗元是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所以他积极参政议政,加入革新集团。他在柳州的政绩也证明了他的政治才能。当从政这条路走不通时,柳宗元才回过头来写诗作文、著书立说。他的初衷不是做文学家和哲学家,而是做政治家,但最终却是哲学和文学成全了他的不朽声名。

柳宗元被贬后,写了大量理论著述,诸如《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天说》等,深刻地表现了他的历史观、政治观、天人观,也可以视为他政治理想的自然延续。革新失败后,柳宗元的理想已不可能在政治实践层面实现,于是他就把对政治、社会、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写出来。让自己的理想通过文字传留下去,是他著书立说的内在动力。

在贬所十四年,柳宗元的内心充满悲愤和忧怨。在中国文人当中,柳宗元大概是屈原之后忧怨情绪最重者之一。他现存诗歌163首,大多作于被贬之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哀怨、冷峭、沉重的格调。金朝诗人周昂写他读柳诗的感受:“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在某种程度上,柳宗元是通过在边远寂寞之地的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内在心绪。他的诗文,整体展示的是其身处逆境承受苦难、咀嚼苦难的生命样态。

柳诗笼罩在一种永恒的孤寂中

《十几岁》:如何解读柳宗元在贬谪之地寄情山水的行为?

尚永亮:寄情山水、描写山水,可以视为柳宗元试图安顿自我生命的一种途径。人世的忧患、生命的沉沦往往导致文学向两个方向发展:或致力于对人内心痛苦的表现,或走向对自然山水的歌咏,其目的都在于排遣悲忧苦闷,获取内在心理的平衡。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柳宗元被贬后的几种情形:“大凡他独游山水的时候,便是他最孤独的时候,他宣称人生无谓的时候,便是他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最沉重的时候,而他寄身佛理、盼望归田的时候,则是他心灰意冷最感绝望的时候。”当然,柳宗元游玩山水也有高兴的时候,但他往往是“暂得一笑,已复不乐”。

苏东坡认为柳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事实上,对柳宗元而言,乐只是暂时的,忧却是永恒的。在他身上,似乎总有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牵拽力量,时时刻刻在发挥作用,将他拖向苦闷的深渊。细读柳诗,即使那些淡泊似陶诗的作品,似乎也笼罩在一种永恒的孤寂情感中。

《十几岁》:与其他创作山水诗文的文人相比,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有何不同?

尚永亮:柳宗元笔下永州、柳州的山水均具独特性,与长安、中原的景致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源于客观景致的差异,也源于主观感情的投射。

从后者看,柳宗元常将自己作为贬官的主观情绪投射到山水之中,使他与描写的山水处于同一被抛弃、被冷落的境地。柳宗元笔下常出现“弃地”的概念,这些地方往往有非常好的景致,但很少被人关注。他在永州出游,所见多是无人光顾的弃地。看到它们,柳宗元就想到自己被抛弃的命运,并将这些“弃地”与自己的“弃人”身份画上等号。他说钴鉧潭西小丘是“唐氏之弃地”,从象征层面,自然易于使人形成唐室之“弃人”的联想。

在《愚溪诗序》中,柳宗元把自己住地附近的溪、丘、泉、池、沟、岛等统统都用一个“愚”字来冠名。其原因即在于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而,山水和人并非真的“无以利世”,而是为世所弃,作者借一“愚”字来为山水命名,既表达对与自己同一命运的山水的深深同情和怜悯,又不无反讽之意,借以表露自己内心的沉重忧愤,从而使其山水游记呈现出独具的情感特点。

《十几岁》: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他在永州的生活与创作给这个地方注入了怎样的人文品质?

尚永亮:柳宗元关于永州的书写扩大了这个地方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柳宗元把他的整个生命融入到了永州山水当中,通过歌咏描摹,深入展示了他的个体心性和生命状态。

柳宗元在永州待了十年,“员外”司马的身份,让他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去访察当地的奇山异水;他被贬之后那种凄凉寂寞的心境,使得他特别留意那些不被人关注的幽、狭、僻、奥的微型景观,发现那些被人弃掷的美。

柳宗元不仅特别善于发现山水之美,还能通过创作将这些美加以立体化的呈现。细读他的“永州八记”,可以感受到一种有如雪天琼枝般的清冷晶莹之品格、情韵。如《钴鉧潭西小丘记》:“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写得纯净极了,高雅极了。可是,如此美的一方景致,却遭人弃掷,无人过问。柳宗元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笔把它表而出之,“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这文字中的深意,需细品方能解会得出。

自郦道元的《水经注》后,“山水游记”到柳宗元这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之美,都打上了诗人个体的烙印,具有幽僻深奥、凄冷幽怨的特点。“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视为作者对楚辞这种骚怨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吧。(本文原载于《十几岁·高中生阅读与写作》9/10月刊“经典引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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