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3-10-09
尚永亮：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历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柳宗元研究会会长等。代表作有《唐朝艺术讲演录》《诗映大唐春》等专著。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每次读柳宗元的这首《冉溪》，尚永亮心中就会生出一种悲壮复悲凉的感觉。
柳氏与薛氏、裴氏一度被并称为河东三大姓。出身世族的柳宗元学养丰富，自视颇高，一心想要为唐王朝的中兴轰轰烈烈地干上一番事业，改革“安史之乱”后的各种弊政。于是，他将身许国，全力以赴。永贞元年（805），柳宗元毅然加入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一开始，他们的革新主张得到了唐顺宗的大力支持。不料在一百多天后，情况发生逆转。随着唐顺宗被迫退位，唐宪宗即位，这场被后世称为“永贞革新”的政治改革以失败告终。
随后，柳宗元被贬永州，继而被贬柳州，至47岁时逝世于柳州贬所。“永贞革新”的失败是他被抛弃、被拘囚般贬谪命运的开始。尚永亮认为：“《冉溪》是柳宗元心态乃至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解读柳宗元，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人生悲剧，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悲剧性的心路历程。”
文学是柳宗元追求自由与美的工具
《十几岁》：对于柳宗元来说，长安、永州、柳州分别意味着什么？
尚永亮：长安是柳宗元33岁前最主要的成长、活动场所。其间，青年柳宗元才华横溢，心高气傲，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在政治层面，他积极参政议政，成为王叔文革新集团中的主要骨干，生命价值获得了充分的展示。
被贬谪永州后，柳宗元的心态是非常悲凉的，但在逆境中他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这一点，在那首著名的《江雪》诗中得到了形象的展现。大家都说《江雪》是一首藏头诗，写的是柳宗元的“千万孤独”，其实远不止于此。在这“千万孤独”中，柳宗元还特别强调“独钓寒江雪”——风雪潇潇的江面上，一个孤独的老人披着蓑衣坚持独钓，这中间有一种内在的坚守，一种孤傲的情怀。永州十年，既是柳宗元遭受政治打击、心理感受最沉重、最痛苦的时期，也是他发愤著述、借文字张扬其历史观、天人观、政治观和自我情怀的关键时期，他的理论著述、诗文多完成于这一时段。
从元和十年到元和十四年，柳宗元远迁柳州。柳州地理位置更加偏远，这无疑强化了他的人生失落感，但因位居刺史，官职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某种程度上也使他获得一些慰藉。刺史是州郡最高的行政长官，较之永州时他所任的闲职司马“员外”，柳宗元有了施展才能的一方天地。
在柳州的几年中，柳宗元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为官利民的政务活动上，诸如释放奴婢、兴办学堂、开荒植树、开凿水井、推广医学，都是为百姓做的实事和好事，因此他获得了当地百姓的衷心爱戴。在他病逝之后，柳州百姓为他在罗池西畔修建柳侯祠，予以隆重纪念。到了宋代，“祭柳”更成了柳州当地的民俗。能被百姓这样爱戴，也从侧面证实柳宗元为官一方，政绩卓著。
《十几岁》：您曾评价柳宗元是一个具有“政治家才干、哲学家眼光、文学家性情”的人，如何看待这三重身份在柳宗元身上的交织？
尚永亮：如果说政治是柳宗元的追求目标，哲学是他的思想基础，那么文学便是他的生命表征，是他超越桎梏，继而追求自由与美的工具。从根本上说，柳宗元是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所以他积极参政议政，加入革新集团。他在柳州的政绩也证明了他的政治才能。当从政这条路走不通时，柳宗元才回过头来写诗作文、著书立说。他的初衷不是做文学家和哲学家，而是做政治家，但最终却是哲学和文学成全了他的不朽声名。
柳宗元被贬后，写了大量理论著述，诸如《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天说》等，深刻地表现了他的历史观、政治观、天人观，也可以视为他政治理想的自然延续。革新失败后，柳宗元的理想已不可能在政治实践层面实现，于是他就把对政治、社会、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写出来。让自己的理想通过文字传留下去，是他著书立说的内在动力。
在贬所十四年，柳宗元的内心充满悲愤和忧怨。在中国文人当中，柳宗元大概是屈原之后忧怨情绪最重者之一。他现存诗歌163首，大多作于被贬之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哀怨、冷峭、沉重的格调。金朝诗人周昂写他读柳诗的感受：“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在某种程度上，柳宗元是通过在边远寂寞之地的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内在心绪。他的诗文，整体展示的是其身处逆境承受苦难、咀嚼苦难的生命样态。
柳诗笼罩在一种永恒的孤寂中
《十几岁》：如何解读柳宗元在贬谪之地寄情山水的行为？
尚永亮：寄情山水、描写山水，可以视为柳宗元试图安顿自我生命的一种途径。人世的忧患、生命的沉沦往往导致文学向两个方向发展：或致力于对人内心痛苦的表现，或走向对自然山水的歌咏，其目的都在于排遣悲忧苦闷，获取内在心理的平衡。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柳宗元被贬后的几种情形：“大凡他独游山水的时候，便是他最孤独的时候，他宣称人生无谓的时候，便是他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最沉重的时候，而他寄身佛理、盼望归田的时候，则是他心灰意冷最感绝望的时候。”当然，柳宗元游玩山水也有高兴的时候，但他往往是“暂得一笑，已复不乐”。
苏东坡认为柳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事实上，对柳宗元而言，乐只是暂时的，忧却是永恒的。在他身上，似乎总有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牵拽力量，时时刻刻在发挥作用，将他拖向苦闷的深渊。细读柳诗，即使那些淡泊似陶诗的作品，似乎也笼罩在一种永恒的孤寂情感中。
《十几岁》：与其他创作山水诗文的文人相比，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有何不同？
尚永亮：柳宗元笔下永州、柳州的山水均具独特性，与长安、中原的景致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源于客观景致的差异，也源于主观感情的投射。
从后者看，柳宗元常将自己作为贬官的主观情绪投射到山水之中，使他与描写的山水处于同一被抛弃、被冷落的境地。柳宗元笔下常出现“弃地”的概念，这些地方往往有非常好的景致，但很少被人关注。他在永州出游，所见多是无人光顾的弃地。看到它们，柳宗元就想到自己被抛弃的命运，并将这些“弃地”与自己的“弃人”身份画上等号。他说钴鉧潭西小丘是“唐氏之弃地”，从象征层面，自然易于使人形成唐室之“弃人”的联想。
在《愚溪诗序》中，柳宗元把自己住地附近的溪、丘、泉、池、沟、岛等统统都用一个“愚”字来冠名。其原因即在于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而，山水和人并非真的“无以利世”，而是为世所弃，作者借一“愚”字来为山水命名，既表达对与自己同一命运的山水的深深同情和怜悯，又不无反讽之意，借以表露自己内心的沉重忧愤，从而使其山水游记呈现出独具的情感特点。
《十几岁》：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他在永州的生活与创作给这个地方注入了怎样的人文品质？
尚永亮：柳宗元关于永州的书写扩大了这个地方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柳宗元把他的整个生命融入到了永州山水当中，通过歌咏描摹，深入展示了他的个体心性和生命状态。
柳宗元在永州待了十年，“员外”司马的身份，让他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去访察当地的奇山异水；他被贬之后那种凄凉寂寞的心境，使得他特别留意那些不被人关注的幽、狭、僻、奥的微型景观，发现那些被人弃掷的美。
柳宗元不仅特别善于发现山水之美，还能通过创作将这些美加以立体化的呈现。细读他的“永州八记”，可以感受到一种有如雪天琼枝般的清冷晶莹之品格、情韵。如《钴鉧潭西小丘记》：“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写得纯净极了，高雅极了。可是，如此美的一方景致，却遭人弃掷，无人过问。柳宗元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笔把它表而出之，“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这文字中的深意，需细品方能解会得出。
自郦道元的《水经注》后，“山水游记”到柳宗元这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之美，都打上了诗人个体的烙印，具有幽僻深奥、凄冷幽怨的特点。“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视为作者对楚辞这种骚怨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吧。（本文原载于《十几岁·高中生阅读与写作》9/10月刊“经典引读”栏目）
